12月21日起，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推出“广东农信改制化险攻坚战”系列深调研报道。系列深调研走入广东34家农信社，首次揭秘广东如何在3年内完成64家农信社完成组建农商行化解风险的艰巨任务，全面复盘了打赢农信改制攻坚战中的“广东方案”。
报道的发布，引发了金融业内及专家学者关注，并就农信改制的广东模式展开讨论。为了更好地剖析农信社改革“广东方案”，南方日报、南方＋记者专访了长期关注农信改革的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智库研究员董希淼，就目前农信防范金融风险、农村金融建设以及广东农信改制的亮点等展开讨论。
董希淼认为，广东农信改制化险过程中，地方政府主动作为，不仅明确涉政不良贷款政府兜底偿还、涉政抵债资产政府兜底处置变现、公职人员政府兜底约谈催收“三兜底”原则，还调动“公、检、法”力量开展“清收风暴”，体现了地方化解金融风险的决心和魄力。同时，广东农信改制中以市场化方式，鼓励优质农商行通过“注资、注制、注智”方式进行定向帮扶，也为改制后的农商行构建行稳致远的长效发展机制，值得在全国推广。
推进农信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南方日报：自2003年开始，国务院启动全国范围的农信改革。农信社改革主要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董希淼：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是农村金融体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高质量农村金融供给，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点之一，也是深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
农村信用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回顾农信机构改革历史，改革的核心问题围绕着四个方面：
一是推进农信社产权制度改革，经历了从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到股份制以及多元化产权制度等变迁；
二是理顺农信社管理体制，重点是改革省联社，强化专业化服务功能，发挥“小法人，大平台”优势；
三是完善农信机构公司治理，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提升内部治理水平；
四是建立健全风险承担机制，形成全面风险管理能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十四五规划建议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无论哪种改革方向，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应将能否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南方日报：目前全国农信改制农商行总体进展如何？改革带来哪些成果？
董希淼：2010年11月，中国银监会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决定用五年左右时间将农信机构总体改制为股份制金融企业。在广东之前，安徽、江苏、湖北、山东、江西、湖南六省已将农信机构全部改制为农商行，其他省份仍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继续推进农信改制攻坚。
与此同时，改制后，不少农商行迈上了公开上市之路。2010年12月，重庆农商行在香港H股主板上市，成为全国首家上市农商行。截至目前，在A股和H股上市农商行达10家，另有近10家农商行正在排队上市。通过在境内外上市，农商行资本实力得以充实，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品牌形象逐步提升。
截至2019年12月，我国共有农商行1478家、农合行28家、农信社722家，农信法人机构合计达2228家，占银行业法人金融机构的48.36%；农信机构资产总额35.51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12.24%，规模超过中国工商银行。目前，全国农信机构存贷款规模均位居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农信机构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远远高于资产总额和贷款余额占比，服务三农、服务小微的普惠金融特性显著。
总之，通过改革，我国进一步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推动农信机构回归本源、服务实体，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了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
农信社应扩大和深化金融科技应用
南方日报：您认为，农信机构改革应如何继续推进？改制后的农商行应该从哪些方面完善经营管理？
董希淼：首先，加快省联社体制改革。省联社改革的方向和模式，目前讨论较多的有四种：一是成立统一法人的农商行，二是转型为金融服务公司，三是改制为金融控股公司，四是组建省农商联合银行。对多数省区而言，如果相关条件成熟，可以采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如果考虑稳妥推进，建议推行省农商联合银行模式。省农商联合银行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由全省农信机构入股，承接原省联社职能并承担部分经营功能，牵头成立科技服务子公司，申请金融业务资质和牌照（如理财子公司牌照），提升经营和服务能力。
其次，完善农商行公司治理。从三个方面提升农商行治理能力：一是加强股东资质管理，优化股东结构；二是加强董监事会建设，强化监事会监督作用；三是加强关联交易管理，严格约束股东行为，对关联交易加强审计。
第三，多渠道防控各类风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长效机制，防范和化解农信机构各类风险。落实省级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多级风险防控与处置机制，探索风险准备金制度；由省联社牵头，在全省建立风险互助和流动性互助机制；实施全面风险管理，落实农信机构主体责任，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管理机制；拓宽不良资产处置渠道和方式，综合运用批量转让、证券化、债转股等手段消化存量不良。
最后，扩大和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农信机构要积极适应并全方位应用金融科技，在改革中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农信机构要大力培育和提升数字化意识，塑造和实施数字化战略、机制、文化，一方面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拥抱跨界合作者，通过合作弥补自身在科技能力、生态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完善体制机制，建立敏捷组织，引进和培养数字化人才，提升内生的数字化能力。同时，坚持“数据治理，人人有责”，提升数据治理能力，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
农信改制化险是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一役
南方日报： 2017年，广东启动第三轮农信改制，并于2020年实现全省农信社全部改制组建农商行的任务。以全国的视野，您如何看待广东农信改革呢？
董希淼：相较于全国其他地方，广东农信改革起步相对较晚，步子较慢，改革的进度滞后于全国水平，这与广东经济强省、金融大省的地位是不匹配的。且近年来，在经济金融发展环境加速演变的形势下,中小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锦州银行、包商银行等风险事件频发，中小银行风险加剧势头不容忽视。
因此，对于广东来说，自2017年以来启动第三轮农信改制化险，既是通过改制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一役，也是广东优化了农村金融市场，更好发挥农村金融机构灵活创新能力，推动农商银行健康稳定发展、增加金融供给的有效举措，有助于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促进广东金融业长远发展和服务能力提升。
南方日报：近日《南方日报》“广东农信改制攻坚战”深调研系列报道，聚焦农信改制的“广东方案”。您认为，广东农信改制过程中有哪些亮点？为全国农信机构改革工作形成了哪些经验？
董希淼：通过深调研报道，我认为广东农信改制至少四方面的亮点值得推广：
第一，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改制帮扶。其他地方的农信改制也有帮扶的情况，但不像广东如此大面积铺开。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广东的定向帮扶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鼓励和推动珠三角优质农商行兼并收购粤东粤西粤北部分高风险农合机构，这让省内农商行逐步形成了适度竞争的格局。
第二，构建“注资、注制、注智”的稳健发展机制。农信机构虽经多轮改革，但至今仍难以跳脱每隔十多年需要外部帮扶一轮的风险“周期律”，根本原因就在于体制机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导致“换汤不换药”。广东不仅仅是资金注入，还有体制机制和干部队伍的引入，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加深入和全面。这值得其他地区借鉴，有在全国进行推广的意义。
第三，不搞“一刀切”，在保持县域法人地位同时，允许部分机构通过合并方式进行重组。如适当组建了市级农商行。通过合并重组，提升了农信机构规模效应和抗风险能力，减少了不必要的内耗和竞争，管理更加集约，未来发展会更加稳健，可以更好服务县域经济和三农。
第四，在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过程中地方政府主动作为，勇于担责。通过报道我们看到，改制中广东调动多部门力量，包括“公、检、法”力量开展“清收风暴”、 打击逃废债。这是我特别关注的。这种方式，不仅强有力地帮助农信机构化解金融风险，而且从长远看优化了营商环境特别是金融生态环境，对于整个金融业的长远发展、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大有助益。
在改制过程中，广东省农信联社、广东银保监局、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机构协同配合，加强指导，为成功改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农商行应重视金融科技创新
南方日报：作为广东服务范围最广、支持三农最深的银行机构，改制后的农商行应该如何加强与“三农”的联系，改制不改向，寻找与乡村振兴的共振？
董希淼：尽管多数农信社、农合行已改制为农商行，但农信机构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因农而强的本质没有变。在农村信用社改革过程中，农信机构应坚持服务县域、支农支小的基本定位不动摇，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和优势，提高金融供给的能力和质量，提高涉农贷款比例，巩固农村市场份额，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和“三农”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在服务实体经济和城乡居民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壮大。
首先，改制不改姓，不忘初心，以农为本。农信机构不应该片面追求规模增长，而是通过做精做细、提升服务能力，贴近、巩固基层客户。要坚持盈利性和普惠性的统一，增强金融服务功能和商业化可持续。其次，重视金融科技创新，提升金融服务和创新信贷产品能力，加大互联网、大数据运用，结合优良传统和现代金融科技深耕“三农”。最后，借助省联社力量，发挥面向基层和中小微企业的综合化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通过与大型银行产品补充、渠道共享等合作，丰富金融产品，拓宽获客和留客渠道。同时进一步丰富普惠金融服务内涵，提升专业化经营水平和综合化服务能力，更好地支农支小，服务县域经济、小微企业和广大农户，与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振。